郑永年：去年股市已牺牲一批中产 这次房地产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

　　编者按：中共高层智囊、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博鳌论坛上接受了凤凰的采访。他认为，中国的房地产过剩形成于2008年以后的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如果再用行政干预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家居行业升级转型 ，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以下为采访摘要。

　　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过剩于2008年以后，2008年以后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其他国家可能需要50年做完的事情，中国两三年就做完了，这还是一种行政干预的方式。2008年以后四万亿，行政干预的方式产生的过剩。我们现在如果再次用行政干预的方式去库存，就会导致很多的负面效果。所以我们觉得还是要善用市场机制，而不是说通过这次强制或者什么行为，地方政府也好，这种行政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个出路不是很好。

　　现在大家说去产能，去库存，还有一个去杠杆，我是觉得中国杠杆是太高，房地产市场当然对中国非常重要，房地产解决不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我是觉得如何化解房地产库存和产能过剩，我是觉得这个还是要好好考虑。最近一线城市房地产飙涨，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非常不正常，去年的股票市场已经使中国的中产阶级牺牲了一大批，如果这次房地产市场搞不好，又会牺牲一大批中产阶级。因为地方政府，尤其地方政府有很大的动力推动房地产，但是房地产实际已经过剩了，尤其一线城市，因为房地产很简单，宝亿莱家居饰品加盟<宝亿莱整体家居软装生活馆，如果一线城市无限可以扩张，房地产价格可以上去，问题是中国的一线城市已经是巨大超巨大的城市，已经过大了，要限制。中国现在房地产的目标不应当是，绝对不应当是一线城市，而应该是二线、三线城市。

　　我觉得房地产现在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我最近在研究中国房地产实际上从放开农村的不说，中国的城市居民完全可以做到居者有其屋的市场，我总觉得真正我们要进行一个大的社会改革应该从房地产开始，真正做居者有其屋，一旦做到居者有其屋，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稳定就会加大，今天讲年轻人为什么激进化，跟年轻人对资金的期望有关，如果房地产做好了，那中国政治稳定几十年毫无问题了，我们可以像新加坡学习，而且现在的客观条件已经是房地产过量，怎么样通过政府的干预，把房地产压到一定程度的话，甚至政府可以回购回来，创造市场买卖，政府控制价格卖给年轻人，包括刚刚创业的年轻人，帮助穷人。

　　我本身也是农村出来的，上大学之前一直当农民，现在农村的问题就是思想不够解放，就是一个土地的问题，我写过中国的三个群体，城市居民、农民工、农民，这三个群体的核心问题都是土地的问题，农村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不发展，与现在的政策有关系，我觉得上一届政策，温家宝总理废了农业税，是一个很大的功劳，但是农村怎么可持续发展呢?我们现在就是说即使像OECD这样的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城镇化达到70%的水平，中国农村人口还是很大一大批，整体软装宝亿莱家居饰品，我们根本变不了美国、变不了欧洲这样的方式。

　　现在的问题什么呢?农民土地不能流转，尤其宅基地，宅基地不能流转，农民基本上单向的流动，劳动力、有知识的人都流走了，去了城市了，搬到城市了，即使没有户口也住在城里。那么有钱的人走了，但是呢，社会的资本又进入不到农村，现在农民唯一的依靠所谓就是一个政府的补助，宝亿莱家居饰品，但是政府的政策对农民所带来的利益是极其有限的，现在农业税已经废掉了，下面能做什么?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应当更解放一下思想，就是说至少让宅基地给流动起来，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如果社会资本进入不了农村，还是靠政府的一点资助的话，中国农村的衰败是会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宅基地的流转已经说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做起来为什么还是困难?因为我们很清楚，如果第一代农民工出身在农村，他可能会回到农村，但是对于第二代，现在第三代农民工都成长起来了，他们都出身在城市，对农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叫他们回去也是回不去，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流向，所谓的城市化，光是农村，什么资本、人才、劳动力，都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个农村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要改变这个，就必须允许城市的资本、社会的资本流向农村，这是双向的流动，农村才有希望。现在如果光是一个单向的流动，农村以后问题会越来越多。

　　我最近对中国的经济比较乐观，我最近跑了很多省份，现在中国经济条件比发展中国家要好，甚至比很多发达国家也好，因为你去看中国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中国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现在的基础设施的话，不仅比发展国家好，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好，像高铁、航空各个方面，博鳌现在这个机场，还有中国一些大规模的教育，中国的人力资源都是很好的，中国经济方面不是很担心。就是怎么样把这个经济潜力转化成为实际的经济增长，这就是要回到我刚才说的，我们不是潜力少，整体软装宝亿莱家居饰品，而是需要有经济体把这些潜力转化成实际的经济增长，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要，实际上无论习近平也好，李克强总理也好，他们一直提行政权下放，审批权下放，这些方面我觉得中国还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更快一点。